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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人认为我要调到文化馆去。当时我去了。
但是，现实给我的打击是如此的巨大！我一到文化馆，就接连写出了两部中篇小说，也就是上面提到的《初出茅庐》和《斯文扫地》，接连发表在《广西文学》的1994年第八期和第十二期的头条，并被杂志当成所谓的文坛新星隆重推出。但姐姐的工作却解决不了。最主要的原因，那就是文化馆游乐场的那块空地，被房地产商人看中，准备搞开发了。那是一块公益用地，是全县人民集中休闲的地方，但政府却要无偿地给商人开发，建一座28层的“天元大厦”。这个事件，在1995年的影响和争论是如此的巨大，可以说是空前的，很多部门比如土地、规划、文化等部门的负责人，政府官员纷纷出面阻拦，并在会议上争论得相当白热化，有官员甚至被撤职，但没能顶住最主要领导的长官意志，还是开发了。那时候的********，后来上调到柳州地委副书记，因受贿，被判刑，所以在朱枸的“不亦快哉”里，就有一条，叫做“闻柳州地委廖副书记被双规，被判刑，不亦快哉”！
那是1994年年底到1995年的事，那时候的报纸和电视都在吹嘘这座楼是“桂东第一楼”，但这个“楼”字在白话的读音上跟“陋”字一样，所以，整县城的人都知道，那叫做“桂东第一陋”在我们哪儿，“陋”，又叫“陋中”，是“相当糟糕”的意思。比如你说这人品德很差，就可以说“这人很陋中”；这件东西很次，也可以说是“这东西很陋中”；办事情办得不好。办砸了，可是说“这事办陋中了”。这栋楼也确实很“陋”，不知是什么原因，建到现在也没建起来，至今也只有四层，成为县（现在叫市了）的一处最令人感慨的地方。甚至当有领导一意孤行要搞什么项目的时候，人们就会告诫他：你不要那么头脑发热，你要看看“天元大厦”的结局！
那都是题外话了。姐姐的工作没能解决，我心灰意冷，心里充满了愤怒。我觉得自己很对不起姐姐，没能帮她找到一份适合她的工作。更令人愤怒的是，那时候的文化系统还是不断地进了不少人，转了不少的合同工和干部，还入了编制，都说是上面领导压下来的，下面不得不解决。那种郁闷无处诉说，说了也没用，那段时间是喝酒最放纵的时候，经常喝得大醉，一睡不起。文化局的领导为了照顾我的情绪，给了一个文化馆副馆长的职务。也同时激起我的另一个理想，当个官僚，当了官，什么事情都好办了。那时候，我想到乡下当个官当当，很多同年龄的人都已经下去了，说是挂职，但一直没有人找过我。后来一个在县委的朋友告诉我，你想下去，那不是很容易的事，找一个常委，送一两万块钱就行了。朱枸当时女儿又小，正等着钱用，债务都没还清，要我拿一两万块钱买官，那怎么可能呢？
1997年，文化馆馆长在空缺几个月后，被拿出来公开竞选。总共有六个人报了名，通过笔试、面试、公开演讲和组织考核后，我最终获选。但还没上任，就有领导跟我说，你能当上馆长，跟某个领导的关照是分不开的，你要感谢他，不然你以后的工作不好做的。我开始惶恐了，生怕得罪了那领导，于是在别人的牵线下，我请那领导去歌舞厅，并借了三千块钱送给他，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送厚礼”。那时候，我还天真地料定领导不会收的，但他居然神色自若地收了下来，将我信封放在口袋里，还勉励我好好工作——我从来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人，他昨天在会上还说要反腐倡廉呢！说起这位领导，我去年10月份还采访过他，他已经是市某局局长，正处级（听说最近被抓了），当然他也不会记得我了，才送那么区区三千块钱，那是那么久远的事情了（如果纪检部门来追查这事，朱枸倒是可以配合你们调查，但你千万不要把我当行贿者抓起来，我也是迫不得已的啊，我借的笔钱现在还没还给人家呢）。他还是在我前面大谈廉政、领导人格魅力，我当时真想吐。
说实在的，做为一名**员，我不知道是该信组织上对我说的，还是该相信我自己的判断。组织上说，绝大部分的领导都是纯洁的，但是我的感觉倒好像是相反的。在我傻傻的想法中，想当官的人肯定有他的理由的：有的希望有人给他送钱，有的希望能光宗耀祖，有的希望能财色兼收。也许也会有不食人间烟火的，他只有一个念头，想为人民服务，不过我至今都没有遇到、至今也不相信、也永远不相信会有那样的人。有一天，我们几个记者一起打牌，大家开玩笑说：究竟当县长的，会有没有真正没收受过别人的贿赂的呢？大家都说，打死我也不相信有10%。我们都不是当事人，又没当过县长，所以都不好说。福建省政和县********丁仰宁说，升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官不收钱，退了没本钱。我觉得这是对的，他比较符合人的本性。
我一直有这么一个特傻的念头，******的时候，如果要查贪官收贿赂，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毕竟，收受双方都是在很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谁会说出来呢？何况我行贿的，说出来还要坐牢，我干吗要说呢？所以我发明了一个“朱氏反贪法”（改天我去申请专利），那就是，凡是行贿的，只要你说出来了，都没有罪，不但没有罪，还要奖励你！这样的话，我敢保证，受贿的事情，会少十分之**。有一次我跟一个搞工程的朋友说了这设想，他哈哈大笑！
1997年到2000年，是我最艰难的三年，在当这鸟小官的三年里，我所受到的困难和屈辱是不堪回首的。一件事情办不好，上面给你一顿臭骂；一件事情做好了，但你没有把功劳让给领导，你也挨骂。领导一个眼色，你不能领会，又被骂得狗头淋血。三年来，我平均一天开一个会议，等于一天一个任务，有一半以上都没能按照领导的意愿完成的，那么都被领导臭骂一顿。有些事情，你要是遂了领导的意思，多数又不合职工的心愿。单位有50多人，财政只给28个人的工资，剩下的你自己要想办法，一有不顺，职工也将你骂得一文不值。成天淹没在大堆的鸡毛祘皮的小事当中，真是老鼠进风箱，两边受气。我没想到，当这鸟小官居然是那么的艰难。李鸿章先生说：天下最容易的事就是当官，倘若这人连当官都不会，那就太不有用了。现在看起来，真是一派胡言！
朱枸的性格又是如此的固执，所以我经常跟领导顶嘴，当时的领导在公开场合说要搞掉我，说我的不是，拿一些空穴来风的事来中伤我，我觉得，这当官的路还真是无法走下去了。加上当官我也没能捞到什么好处，三年来，我一直想把我姐姐调进来，但都没得到上头的首肯，反而接连来了几个要我签字同意接收，有些跟本我都没有察觉，就进来了——文化馆做为一个养老单位，倒是很多官太太或者亲朋好友的首选地方。我感到无比的沮丧，我觉得，我要是再做上一年半载的馆长的话，我会疯掉的。再加上由于房改，自己买下单位三间房子后，债务徒然增多了3万元，一直还了两年也还不到2000元，那时候我的月工资是450元，朱枸夫人下岗，上有老下有幼，我觉得再这样下去的话，也许十年后也未必能还通所有的债务，连过日子也要勒紧裤带。我陷入了空前的迷惘。
我的几个朋友也是处在同样的处境。有一段时间，我们甚至商议做点生意，我们三个大男人，李拓先生和陈达生先生，就开了一家露天冰花摊，名字就叫做蓝方格冰花城，卖啤酒、卖冰花，卖田螺。我们每人投资了1000多块钱，租来各种用具，没办任何的手续就开张了。但第一天就被防疫站的正直人士没收了半桶冰花，后经交涉，答应缓后办理手续后才得开业，幸得一帮朋友帮趁，也不至于门可罗雀。但由于人手不够，加上不善经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倒闭了，血本无归。后来我还尝试过其它的小生意，均没成功。我还试过写书，有人约写一本30万字的武侠小说：广东武林十虎之苏乞儿，在收了人家的几千块钱定金后，我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写了20来天，完稿，但最后不了了之。至今稿件还在手上，我觉得写得还是不错的。
在往后的日子里，很多年轻人在述说自己初出茅庐的经历，他们无不经过一个适应、挣扎、失望的过程。能够一路顺风的，我没有见过。也许，朱枸的经历对比于一些朋友来说，还是比较幸运的，我只是想说：在这样的日子里，几乎每个人都要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都要面对现实，这就是残酷的人生，他是不会跟随你的意愿去走的，往往你的希望越大，希望也就越大。
我知道，像我这样性格和这样社会背景的人，当官是一条死路。自己也没本钱，也没有经商头脑，做生意也是必死无疑。2000年春季，我盟生退意，这是我们县第一个辞职的正职领导，而且是竞选上任的，在单位和组织部门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他们纷纷了解原因，这里面还有很多原因，我不愿说出来，以免有些人看了老羞成怒。同时，我决定离开单位，到外面发展，于是我报考了南宁晚报主办的《八桂都市报》，并被录用。再加上广西签约作家启动，我顺利签约，于是我来到了南宁，结束了我的一段艰难卓绝的日子
直到2015年，我原来一起睡地铺的兄弟才说，其实，这些年我就像一只鸟儿，在树枝上飞来飞去，看见哪个果子书熟了，就飞过去吃一口，但实际上什么都吃不上，就那么一直飞来飞去——这让我想起那个跑来跑去的和尚，在此起彼伏的钟声里疲于奔命，最后饿死在奔波的道路上。
而他，一直沉这基层十几年，现在是一个市的常委。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在职场里，耐得住寂寞，吃得苦，不要“好高鹜远”，”这山望着那山高”，迟早会成功的。
否则，什么是“心比天高，命似纸薄”？这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