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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出来的时候，我的思想特别单纯：听说在外面一个月都能挣那么两三千，比现在的单位多5倍了，那么省着用，一个月节约那么一千，一两年就能还清所有的债务了。哪用在这鬼地方那么受气呢！
其实进报社也经过一番拼杀的，据说当时考试的有1200多人，但通过笔试的只有100多人，我们后来还知道，参加面试的还有几十个是直接进来，不用参加笔试的，这给我们的打击是巨大的——原来我想象非常美好的媒体也是一个俗不可耐的官场意识。刚到报社的头一两个月，都是学习、培训，每月发500元生活费，从没搞过报纸却又自视水平甚高的朱枸先生这才知道，其实自己什么都不懂，老是被几个刚出校门的小女孩骂得七窍生烟，有一次实在忍不住了，大吼一声“我的工龄比你年龄还长”，那小姑娘当场痛哭，跑到领导那里告状去了，这事在报社引起震动，稍后也再没有对我说三道四了。然后是被安排在编辑部，练习虚拟出报，等到9月15日，就出报了，第一期正好是成克杰被枪毙，头版的图片就是我们这个自治区原来的主席，也给我强烈的震撼，原来一个人的命运是如此的不可测！
正式出报后，我几乎在每一类型的版面做过编辑，头版、地方、生活、经济、国内、国际、副刊。直到后来，报社叫我创办一个“面向成年人，能够指导他们的生活上，而且要让人爱不释手”的版面，那就是我后来所创办的“生活杂事”版面——如果你们当时也看我们的报纸，应该还有印象吧？这个版面设计爱情、婚姻、家庭、**、求职、教育、言论等方面的版面，选稿准确（我每天搞编辑的时间不少于八个小时，但五则笑话，我就要在网上找三个钟头），以大胆开放趣味而出名，果真在读者中反响热烈，据说已经成为报社的名牌版面，一些读者对里面的文章推崇备至。
有一则故事，说是当时市委的某个领导，打电话给我们老总，说，你们今天那个报纸，有一篇《看鞋识男人》，搞得我老婆拿着文章老是拿我的鞋来对照，这样的文章看来要少登。他说的当然也是笑话，但这版面却一直是宣传部评报员重点关注的版面，生怕有些文章涉黄，其中有一则笑话被批得很厉害：四个官太太打麻将，说着说着就说到那些事去了。报纸总编夫人出了一张牌说，我的那位呀，就像他们单位的送报的，将东西一塞进信箱就走了；牛奶公司经理夫人碰了一张牌，也叹一口气，说，你还好一点，我那位呀，就像他们单位送牛奶的，只搁在外面，根本没有进去；电力公司经理夫人出了一张牌，想想说，我那位就像他们抄电表的，一个月才来一回；法官夫人大声叫道，胡了！我倒是天天开庭，但老公总是没有上诉！这则笑话，据说被黄牌警告。现在看起来，还真是太那个了，看来当时的“扫黄办”没有抓我起来，我还是万幸的。
那个版面也使我成为问题专家，因为很多文章是很有意思的，比如“每周嘿哟多少次为宜”、“怎样吸引老公的目光”等等，很多人以为朱枸先生在“那方面”很有经验，是爱情高手，**专家，搞得我都不好意思的。几个朋友一见面，就说，那个编“咸湿版”的专家来了！搞得我非常恼火。我说，编稿与编辑的本领是两码事，你看我的朋友叶茅先生，他就是写那些“如何提高中奖概率”、“预测下一期中奖号码”之类的文章，如果他技术可以，何不自己买彩票，还用每天写稿，把手写成鸡爪子来挣那点稿费啊？
扯远了。话说朱枸先生编了那么一个名牌版面，估计会得很多编辑费的了，但是从报纸创刊到我离开编辑部，我的工资都没有超过1300块的，年底也只有区区的800元过年费，与我的期望值相差甚远！那么一点钱，除了房租水电，啥都没有了。我感到非常的困惑，原来到外面打工挣钱也是那么的不容易啊！2000年年底，我再跟区党委宣传部签约创作，再有800块一个月的收入，才勉强可以吃饱饭。到了2001年3月，我决意不当编辑了，一来老是遍那个版面没什么意思，弄不好给上头一批评，朱枸先生的一世英名就全毁了，而来当编辑每天坐班，人都闷死了，三就是嫌工资少，去当记者，多写点稿，可以挣多一点。不过，那是一段美好的日子。我们一帮人一下班后，就聚到某个编辑的家里（房间里），一起聚餐喝酒，关系十分融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渐渐地消亡了。很多人还非常怀念那些日子。我们有几个统称老鬼的，年纪比较大的，是经常走在一起的。朱枸先生深得领导信赖，我还在报社的楼梯口，占了一个位置，名曰“欧办”，吸引很多烟民在那里抽烟，谈论报社大事，评选什么“五大美女”、“十大猛男”之类的。但是，你现在想去找那么几个人，是不可能的了。
碰巧报社要在梧州市建记者站，我就自告奋勇，去梧州当站长去了。到梧州工作的日子里，是我非常困难的一段时间。我要自己挣钱交房租、要自己采写稿件挣工分，这是非常矛盾的，挣到钱交房租，那么写稿的时间就少了，那么任务就不完成了，所以，有一两个月，居然只领500块钱的生活费。让我感到非常的沮丧。那段时间，我搞发行，拉广告，写稿，忙得团团乱转，又请了几个人来帮忙，但我看错了人。我与报社签了发行合同，然后叫几个人来干，但最后这几个人把报款都花了7000多块，最后还是我自己垫上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我觉得这样做下去没有任何意义，报社也要求我回去继续搞原来的那么版面，但我想想只有那么1000多块钱，自己一年多心由变野了，就想换一个环境。
我找的第一个单位是深圳市保安区文化局。他们面向全国招聘编剧三名，还有其他的美术音乐什么的，安徽、河南、贵州全国各地大概有成千人去参加考试，在编剧的这个职位上，我笔试的成绩进入前六名（第三名），但到面试的时候，发挥得非常不好，最后没有得到录用。到回来的时候，在车上，自己的裤袋被扒手割了，钱包被偷了，里面的全部钱物，包括证件全部没了，从此，我对深圳这个城市，乃至广东产生了一种厌恶的心理，断绝了去广东的打算。回来后，朋友介绍我到现在的单位，于是，辞了原报社的工作，来到了现在的单位。
现在的单位没有什么好说的，说多了对自己是一种麻烦（不像以前的单位，反正我已经走了，说了也不怕得罪你，你能把我怎么样啊？所以，我工作的单位可要对朱枸先生好一点，万一说了自己不该说的话，说不定头天领导看到，明天就叫财会的跟你算帐了，不过在这里干活，有几次采访是非常难忘的，这里倒可以说说。2002年的中秋节前，据报原来发生过矿难的南丹，又有发生矿难的可能，我的同事发了内参后，中央领导做了批示，于是我们去那里进行调查。我们农历8月15凌晨到了南丹县，就马上赶到河池市，那里有中央和地方的300多人的调查组驻扎在那里。调查组布置我们到都安县核实可疑的死者身份，于是我们和国家安检局、公安部、区公安厅的五个人马不停蹄地赶赴都安。我们在泥泞的山路开车前进，到实在行不了车的时候，就走路，入夜了，我们在小店里买了手电筒，继续赶路，到后来还走错了路，就在崇山峻岭中摸索着前进，大家都累得不得了，特别是从北京来的两位，什么时候遭过这样的罪啊！我们一直走了7个钟头的山路，在中秋节晚上8点多的时候，才摸到目的地，当晚，我们就在农家过夜，这是我最难忘的一个中秋节。我想不单是我，在场的五个人也一样如此。
也是在2002年的10月份，东兰县的武篆镇的几千农民，因二级路的走向问题，集体上访，跟200多警察发生了流血冲突，我们连夜赶去，在那里进行了调查。我是第一次看到了那么多的群众上访，他们拿着旗子，举着大幅的标语，平静地在公路上行进，他们的目的地是20多公里外的县城，他们令我十分镇惊。在采访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受伤的群众，他们是在骚乱中被受伤的，一个年轻妇女，甚至把裤子褪下一半，让我们看她青紫的屁股。到最后，县宣传部的领导将我们一直送离县境，才让我们理去。
另一次是在马山县，单位叫我们去一个村进行采访，那里的农民反映了好多“鸡毛祘皮”的小事，事件的本身没有什么值得我回忆的地方，那是一个关于矿山污染的事的，给我很深印象的是，一位80多岁的村民，带着我们去矿山察看。他的身影让我想起了很多受苦的农民。农民真苦，农民真的太苦了，但是他们的苦处无处诉说，没有人帮他们讲话。后来他们一定要请我们吃饭，是在一位盲人的家里吃的，席间，这位盲人居然帮我算起八字，然后斩钉截铁地说：你是一个有一分钱花一分钱的人，非常大方，所以，你说你有10万以上存款的话，我赔你30万！这给我十分震惊的感觉！难道一个人的命运真的可以算出来？那为什么我学了那么久，又怎么不能为自己指明一个前进的方向？我连忙追问，我不能村钱我不关心，我大手大脚花钱也无所谓，我关心的是，我有没有足够的钱花？他笑而不答，直到现在还在吊我胃口。
现在我还在工作，依旧收入不高，每个月领那么1000多块钱，年底也没有奖金（我活那么大，从没有在年底领取工资以外，超过2000块钱的奖金，说起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有时候看到一些什么都不干的人，一拿就是几万、十几万，真是英雄气短）。其实，一个人能不能挣钱，那与他的本事是没有多大的关联的，比如朱枸先生，才华横溢，举世罕见，但一直都是拿那么点钱。这里我不说那些年轻美女，把衣服一脱，一个月就挣三四万（朱枸先生在南宁国际大酒店亲嘴问一个********，他的回答是这样的），就说近的，你要是有幸到了我单位的某些部门，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人找钱难，什么叫做钱找人容易。不说我这里，只要你懂得380减250等130，你又有关系的话，那你就可以在高速公路收费站觅到一份工作，工资据说是朱枸先生的五倍。年收入是朱枸先生的8倍。我知道，在外面的世界，其实是非常的无奈的，你可以对他怀着很大的希望，但你一定要有大失所望的准备。
也许，我的命运就是这样，永远都无法找到一份高薪的工作，现在又残疾了，一切都不可能了。我已经麻木了，我觉得自己到了要认命的时候了，不想再埋怨什么。在这里我还是带着幻想给自己做一则广告，如果那个单位需要仅仅在网络上就可以干活的工作，尽管跟我联系，我需要你。有门路的朋友也可以帮我留意留意，帮我推荐一下，像朱枸先生这样的旷世奇才，找一到一份那样的工作，拜托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