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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英国老牌重金属乐队“摩托头”的主唱兼贝斯手莱米·凯尔米斯特在当了数十年摇滚老混蛋之后，这位嗑药**以行事大胆不羁出名的老炮走了，享年70岁。在自传《whitelinefever》里有句名言：“人们不会因为死了就变得更好；这只是你们一厢情愿的想法。混蛋死了还是混蛋，只不过成了死掉的老混蛋！”
英国诗人布朗宁说：“四十岁是青春的暮年，五十岁是暮年的青春。”不知不觉中，自己在站在青春的暮年了。回望那逝去的青春，心情异常复杂。仿佛就在不经意之间，就走过了那么多的年头。按照我家乡古老的说法：三十不高是矮仔，四十不富是贫人。那么到了我们这样的年纪，基本上已经算是定型了。
我这里说自己站在青春的暮年，是按照自己还有暮年来计算的。想起过去的日子，真的就像一股云烟。在这40多岁的年头，自己有必要回首，总结一下自己所走过的道路，盘点自己的收获。正像我在前面说过的一样，一个人，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上，其实上，他活到三岁，三十岁、一百岁，都是非常不容易的。而至于文字音韵学家钱玄同说的：人40岁就该死，不死也要枪毙。我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考虑。
40多岁过去了，我的事业没有成功——甚至什么是我的事业，我为之奋斗的事业是什么，还不明确。我就像一只长在荒野的动物，一直为生存而四处奔波着，至今仍没有一个稳定的单位，一份稳定的工作。对比起那些在年少时就发誓当科学家、当名人，至今已经功成名就的人来说，我的目标是非常不明确的。我曾经想过当一名作家，也曾经想过当一名官僚，但这些雄心壮志，都在生活的困苦中消磨得一干二净。
40多岁过去了，我的财富没有增长——甚至是减少，我居然没能存下来一分钱，反而是有一笔让自己每日耿耿于怀的债务。而且知道现在，我还是入不敷出。面对那些动不动就拿几十万、几百万年薪的人，不由得仰天长叹。远的不说，那些与自己年龄、学历、水平相当的人，由于有了好的机遇，也找到了舒适的工作，赢得了合理的收入。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老化，那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又已经在收入上遥遥领先，使自己感到从所未有的郁闷。
40多岁过去了，我没能拥有健康。按理说，40多岁正是当年，是个上山可缚虎，下海可擒龙的年代，但自己却未老先衰，现在居然成了残疾人，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悲哀的事情了。看那些生龙活虎的年轻人，看那些身强力壮的中年人，看那些神采奕奕的老年人，自己直觉得就是废物一个，不说趁年轻时多赚钱，恐怕一不小心就成为家庭的拖累。一个穷人，如果连健康这一点资本都没有了，那确实是令人胆战心惊的。
40多岁过去了，我仍没有一个真正的家。家是什么？是一个房子下面养着一头猪。可是我的房子在哪里？我奋斗了几十年了，却没能赶上房价的变化，现在还是一个“房奴”。看着身边的那些人，住上楼房、别墅，并且把多余的钱，买了几套房放租，自己就觉得实在活得太窝囊。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国家正在宏观调控房价的疯长，但面对这天文数字一样的楼价，一声叹息。
够了！我不想再回首了！如此失败的人生，让自己越看越绝望。我不知道，随着儿女的长大，随着自己和长辈的变老，将是多么艰难的一个人生在等着自己。尽管如此，那些哲人驾驭我们，要想前看，要对前途充满信心，所以我也无数次幻想着自己的未来——但是，对于这样背景、这样生活处境的人，我还能希望会有什么奇迹出现呢？我会幻想突然康复吗？我会幻想明天有一纸任命书下来，叫我去当一任交通局长乎？我能幻想明天我买彩票，天降大奖，中了500万乎？我能幻想明天有一个富姐，扑进一脸麻子的我的怀抱，塞给我一千万乎？不！
这只是一个愿望，我不知能不能实现。2007年9月，我从武汉飞深圳，在空中，飞机遇到了气流，颠簸得很厉害，飞机忽上忽下，甚是怕人。因朱枸先生是第二次坐飞机，手心出汗，两脚发软，这时候思想就复杂起来：要是飞机就这样摔下去了，我该怎么办？然后我想得很多很多。诚然，自己从飞机上摔下，留给家人的将是无尽的悲痛。更为严重的是，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一旦塌下来了，将给一个家庭带来深重的灾难。
事后，跟一位与我一样苦难深重的朋友说起这事，他拍手大叫：从飞机摔下来？太好了！其实这样最好，像我们这种小人物，老是在生活中苦苦挣扎，就算挣扎到100岁，也不能给家里带来富足的生活，如果摔下去了，还能得到一笔赔偿款给家人，让他们过上稍微平静一点的生活。要是你生病了，不小心被人误杀了，那才麻烦，因为你得不到一分钱的补助，这才给家庭带来无穷的灾难。
确实，对比起那些大款、名人来说，无论怎么样的死法都是不值得的，因为有大坝的财富等着他们去享受。我一个朋友的母亲，今年62，生病住院，眼看就油尽灯灭了，但没有死，一直在昏迷之中，长达一年之久。所以，在这里，我授权买我的书的每一个读者，一旦我也出现这样的状况，昏迷不死超过48小时，你就有权利，或者说有责任用力掐住我的脖子，到我气绝为止，而你没有任何的责任。那时候尽管我可能没有知觉，我还是要从被你掐紧的喉咙里挤出一句：谢谢！
如果非要这样，请让我离去。
曾经，我们几个记者朋友聚在一起，说着说着，也说到“死”的这个话题来——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毫无顾忌地说起它，也许我们都在无望的生活中折磨得太深了，都深感绝望了。1994年5月，凯文·卡特，南非摄影记者，获得美国普利策优秀摄影奖，两个月后，他33岁自杀身亡：生活中痛苦太多，快乐太少。同学李某说，我希望我在70岁那年，被两个争风吃醋的女人在背后一枪打死。而一个花花公子说，我希望到我70岁那年的某一个晴朗的秋天，大喝一顿，然后找个性感女人一起风流，在**到来的时候，气绝身亡！问我如何？我说，顺其自然，一切由命，朱枸先生要是死了，那正是“九泉之下，才子又添一人”。众人抚掌大笑，将面前的啤酒一干而尽。
也许在这里我不应该谈太多生死的问题，这样的话题太沉重了，不符合本书的原则。何况，按照古老的说法，这也有点触晦头的忌讳，有些话弄不好真的会一语成孅。著名作家郑振铎一日跟朋友刘****闲谈，问刘****：“你晓得人怎样死法最痛快？”刘****无从置答。振铎说：“人最好从飞机上摔下来，死得最痛快。”不料，1958年10月17日，郑振铎领导中国文化代表团赴阿富汗访问，因飞机失事死，终年61岁。是不是有点恐怖？
展望自己的未来，我真的很迷惘。不过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活着就有希望。那真是一句废话一样的哲语，深含禅机，但又未必每个人都能参透它。朱枸先生“死”过一回后，却是感触甚深。尽管现在我现在没能看到一点希望，我还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时来运转，在厄运重重、连吃豆腐也崩掉大牙的时候，却发现崩掉我大牙的竟然是一块价值连城的宝石！明天没有发生，那我就等后天；40岁等不到，那我就等到50岁；50岁等不到，那我就等到60岁、70岁！《康熙王朝》里面的歌曲：“我真的还想再活100年”，那么我说，我真想活到100年！直到等到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