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四十八章【天可汗】

朝月清风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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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农民的宣言》中,强调:“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而农民问题的中心是土地问题。”可谓,对小农时代中国的国情分析的再透彻不过了。

    “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一直是中国农民梦寐以求的理想生活。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历来是农民的命根子,也是历代统治者最为头疼的疑难问题。

    处理得当则农民安居乐业,政府财政收入得到保证;处理不当则将导致民不聊生、社会秩序紊乱,甚至揭竿而起。

    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孟子显然就曾认识到了土地问题的重要性。所以他主张,要给农民几亩地,种上桑麻和庄稼,并且保证农民的劳动时间。

    让农民有吃有穿,在老的时候还可以吃上几口肉(其实人老了,牙都掉了,还怎么吃呀)。这样的统治就是仁政,这样的君主就是明君,这样的社会就小康社会啦。

    李世民几乎将孟子的政治理想全部变成了现实,他忠实的执行者了儒家关于未来社会的种种构想。孟子老先生泉下有知可以安息了!要是他有机会来唐朝看看,一定会激动的不想回去的。李世民的基本做法就是,全面、彻底地推行均田制和与之相配套的租庸调制。

    中国古代有些制度精彩到让人拍案叫绝,均田制便是其中最经典的制度之一。均田制,在中国古代,乃至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项绝妙的土地制度。一旦战乱导致人口大量减少、土地大量荒芜,土地就会流转到政府手中。

    政府便可以把手中的无主荒地分配给农民耕种,这样农民有了土地便能安分守己,有利于社会秩序安定;另一方面。政府的赋税也增加了。这才是真正的一举多得的奇谋妙计啊。

    这项制度开创于鲜卑族统治下的北魏,以后的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朝、唐朝前期等时期都曾推行过。其中,以唐朝推行的时间最长、影响最大、效果也最明显。政府根据所掌握土地的数量。授予每个成年男子几十亩土地,称为“计口授田”。

    李世民深知均田制的好处。因此即位以后当即大力推广这项利国利民的制度。俗话说“不废不立”,一个王朝刚刚建立时,面前除了烂摊子外,实际上也有很多机遇。豪强权贵该死的死了,该跑的跑了,改革的阻力就会小很多。因此,唐朝规定:

    标准一:对百姓授田

    18岁以上的成年男子(丁男),每人授给土地100亩。其中80亩为“口分田”(按人口数分的田地)。年老丧失劳动能力或死后要归还政府。20亩为“永业田”(可以永远作为私产继承的田地),可以传给子孙继承。60岁以上的老年男子、有顽疾者、残疾人,只授给“口分田”40亩。守寡的妻妾授给“口分田”30亩,如果这些人是户主,就再授给“永业田”20亩。所有授田标准,在地狭人稠的地方都要减半执行。

    标准二:对贵族、官僚授田

    有爵位的贵族(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等),可以依照爵位申请受“永业田”由10000亩递减到500亩。一品至九品的官员所授“永业田”由6000亩递减到200亩。

    但值得注意的是:

    其一,唐朝的均田制以男丁为单位。而北魏以来,都是以户(一夫一妻)为单位来授田和征税的。

    和尚、道士分田30亩,道姑、尼姑授田20亩。这些土地都成为寺院的私有土地。这反映了唐政府对寺院和道观在经济上的重视与扶植。

    唐朝一般妇女、奴婢等都不授田,体现了女子地位的下降。

    从事工商业的人在地广人稀的地方,可以按普通农民的标准减半授田。在地狭人稠的地方则不予授田。这体现了商人地位的卑微和政府的重农抑商政策。

    均田制下的土地,一般都不能任意买卖。但是,贵族和官僚的“永业田”是私产,可以自由买卖。普通老百姓无力丧葬的、因为犯罪而被流放的和合法迁徙的人,才可以出卖土地。“口分田”则不允许买卖,除非你要搬家到地广人稀的地方。

    其六,唐朝以前给耕牛也要授田,一头牛要给分60亩地。牛是财富的象征,更是生产力的标志。那就是古代的拖拉机。唐朝把这项给取消了,反映了唐朝人地关系比较紧张。已经没有那么多空闲的土地再分配给牛们了。

    与均田制配套的赋税制度是租庸调制。凡是接受政府均田的人家,都要缴纳一定的赋税并服徭役。每个成年男子每年要向国家:按土地多少缴田租。粟(谷子)2石(dàn,合240斤),称作“租”;按户数缴户税,绢2丈(约合6.7米)、绵2两或布2.5丈(约合8.3米)、麻3斤,称作“调”。为什么中国人对“四世同堂”“五世同堂”等津津乐道?除了天伦之乐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不分家就可以只向国家缴一份户税!长期以来中国的赋税制度,侧重于地租、人头税和户税等。而户税是按户征收的,同样是10口人,要是一大家子,就只用交一份户税。而要是分为三四户,就要交三四份户税!所以,从减少开支的角度看,一大家子过日子会节省一些。分家既不划算也很为难,要搬家就更难了。实际上这样,统治者加强对人民控制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这也是中国式农民的智慧和生存之道啊!此外,还要去服徭役20天,如果不愿意去可以给政府交6丈(合20米)绢或7.5丈(合25米)的布来代替服役,称为“庸”,这实际上是一种代替徭役的“代役税”。如果丁户愿意在20天徭役外,再多服役15天,政府就免去他的“调”。要是愿意再接着干30天那么“租”和“调”就都免了。也就是说。一家的成年男子要是愿意一年中给政府服65天徭役,那么他们家一年就什么都不用给政府交了!地可以白种一年了!一年中可以有整整300天,在自己家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或是种地,或是干点别的事情了。这在中国古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美妙生活呀!尤其要是和暴虐的秦朝、隋朝比起来。人们简直幸福的要死。即就是单单可以拿绢或者布来代替徭役的政策,已经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了。因为,农时最重要、劳动力更重要,农民要是交了这种代役税就可以专心专一地在地里干活了。这样一来,农业的土地和时间都有了保障。李世民真乃是孟子的好学生啊。

    总体看来这项制度的实施,发挥了良好的作用,有着十分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尤其是在最初实行的几十年里。均田制是一项神奇的制度。它的实施缓解了土地兼并的形势。保障贵族官僚地主利益,但限制他们占田过多。在授田时先给穷人再给富人,还限制百姓出卖自己分得的土地,以期农民也能拥有一定数量的生活保障。它肯定了土地的所有权和占有权,使农民摆脱豪强大族的控制成为国家编户齐民。政府控制的自耕小农阶层的人数大大增多,保证了国家的赋税收入,加强了政府对人民的控制。相对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有利于缓和农民的反抗,使劳动力与土地结合。减少了田产纠纷,有利于无主荒田的开垦。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最终,巩固了李世民以及整个唐朝前期的统治。

    但是,这项制度也有一些无法弥补的缺陷:

    其一。政府手中要有相当数量的土地才能实施均田制。而用来授田的土地只能是无主土地和荒地,数量有限。在相对和平时期,缺乏无主土地,所以均田农户实际授田则很少。

    其二,均田令规定的受田数量,指的是应受田,也就是按政策、在理论上受田的最高限额。但是,随着社会的稳定,人口不断增加。再加上“永业田”又不退还给政府,迟早会有无田可授的一天。所以。均田制从一开始就普遍达不到应受额。口分田虽然规定年老、身死还给官府,但实际上能还田的很少。

    其三。按理说这些国有土地是不能被兼并的。但是,农民经济力量脆弱、赋役负担沉重,稍微遇到天灾*,就被迫出卖土地、破产逃亡。还有些无法无天、神通广大的地主老财什么的,通过各种途径对均田的土地进行侵吞。导致土地逐渐集中到一些大地主手中,而这些人大多财大气粗又或者与官府有勾结。从而,使政府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少,均田制也没法推行下去了。

    正因为如此,均田制在北魏、北齐、北周、隋朝等朝代都在推行一段时间后遭到破坏。唐朝也因为同样的原因,终于在坚持实行了160多年后,以唐德宗李适建中元年(780年)实行两税法为标志,宣告废止。

    政通人和,行政效率提高;物阜民丰,人民生活稳定。就这样,在李世民及其领导班子的共同努力下,经过点滴的积累、勤恳扎实的工作,一个万众注目的盛世终于要展现在我们眼前了。

    皇帝的政治业绩与他获取权力的途径是否合法,绝对没有直接关系。李世民以其巨大的建设成就威加海内,为自己赢得了巨大的荣誉,也赢得了当时及后世万民的尊敬与膜拜。很少再有人追究他“玄武门之变”的“微小过失”了,因为他确实是一位千载难逢的伟大君主。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李世民就是这样视臣子如手足臂膀,视百姓为权力基础的圣明之君。他是唐朝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书法家,堪称古代皇帝中的全才和佼佼者。由他开创的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是盛世中的典范。他为大唐长达130多年的盛世,奠定了无比坚实的基础,并将中国封建社会逐步推向鼎盛繁荣。

    “盛世”,当然是一个人人向往的时代。但又不一定人人有幸遇到。“盛世”两个字,是中国古代对一个时期全方位鼎盛的最高肯定,可不是什么人想这么叫都可以的!那么。怎么样才算是盛世呢?

    “盛世”一定要符合以下标准:总体看是一个安定兴盛的时代,指国家繁荣昌盛、统治集团文治武功到达一定水平的社会现象。具体来看:

    内政方面

    政治清明、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民生安定、科技发达、思想活跃、文化昌盛。民族凝聚力强等。

    其二,外交方面

    军事强大、贸易繁荣、对外交流活跃、影响力大、外邦臣服等。

    上古时代的尧舜盛世;

    夏朝的少康中;

    商朝的武丁中兴;

    西周的成康之治;

    西汉的文景之治、武帝盛世昭宣中兴;

    东汉的光武中兴、明章之治;

    西晋的太康繁荣;

    南朝宋元嘉之治;

    南朝齐永明之治;

    南朝梁天监之治;

    北魏的孝文中兴;

    隋朝的开皇之治;

    唐朝的贞观之治、永徽之、武周之治(女皇武则天,又称“贞观遗风”)、开元盛世(唐玄宗李隆基)唐宣宗李忱);

    北宋的咸平之治(宋真宗赵恒)、仁宗之治(宋仁宗赵祯);

    南宋的乾淳之治(宋孝宗赵昚〈shèn〉);

    辽朝的景圣中兴(辽景宗耶律贤、辽圣宗耶律隆绪);

    金朝的大定之治(金世宗完颜雍)明昌之治(金章宗完颜璟);

    明朝的洪武之治(明太祖朱元璋)、永乐盛世(明成祖朱棣)、仁宣之治(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弘治中兴(明孝宗朱佑樘)、万历中兴(明神宗朱翊钧);

    清朝的康乾盛世(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雍正帝爱新觉罗?胤禛、乾隆帝爱新觉罗?弘历)等。这已经是33个了!但是,这里边的水分很大,真正货真价实的连一半都不到。最起码南北朝和辽、金、宋都只是局部统一,怎么能算是盛世呢?有些材料上甚至把更多的时期也算了进来充数,好像脸肿了就真成了胖子。比如,同治、光绪时期所谓的“同光中兴”。连国家主权都被破坏了,割地、赔款的,怎么敢称自己是“中兴”呢?我真替某些虚荣的人感到惭愧啊!

    所以,公认的著名盛世也就是: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开皇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几个为数不多的时期了。当今,有舆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繁荣昌盛,正进入继西汉“文景之治”、唐“贞观之治”、清“康雍乾盛世”之后的“第四个盛世”。按照我们所说的标准,今天的中国无疑属于盛世。但是不是第四个?这就不好说了。这只能算是一家之言吧,我们不必细究了。

    贞观之治确实是个伟大的时代。这是唐朝的第一个盛世,为后来的开元之治开创了基业。那么,它是怎么出现的呢?

    隋唐更替之际战争频繁。一方面人少地多客观上为实施均田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人心思定的大好局面。盖世英主李世民抓住机遇,适时调整了他的统治政策,纠正了隋朝的种种引起民愤的暴政。

    27岁的李世民。意气风发、励精图治,善于用人、勇于纳谏,又要求大臣廉洁奉公,政府轻徭薄赋。在大唐君臣和全*民的共同努力下,这个以李世民年号命名的伟大的时代,终于在人们的翘首期盼下如约而至了。

    23年间,唐王朝在李世民的领导下,文治武功均有所发展,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他对内整顿国家制度。尊重黎民百姓,安定民生;对外扩大了唐帝国对周边国家的政治及文化的影响。出现了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军事兴盛的全盛局面。具体看来:

    李世民知人善任、用人唯才。他即位后,广开言路。不断扩大谏官的权力,匡正自己的言行。

    他十分重视吏治的清明,曾命房玄龄主持精简机构、淘汰过剩官员;派李靖等13名亲信作为黜陟大使巡察全国,考查官员作风。还亲自选派都督、刺史等地方官。并把他们的功劳和过失都写在自己寝宫的屏风上,作为其升降奖惩的依据。

    贞观六年(623年)时,唐朝政府文武官员仅有642人。我们难以想象那个时候的唐政府是如何高效运转的?官员们必须兢兢业业。因为他们的皇帝勤政爱民,更因为官少事多实在是没法偷闲啊。所以。百官都自励廉能,政府效率大大提高。

    李世民时代还被誉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这应该是他最值得称道的政绩。

    当然,这里所说的“没有贪污”,指的是贪污行为极为罕见,且贪污的数额不大,贪污现象是很难被完全杜绝的。后世对这一时期政治风气和廉政建设效果的夸大,恰恰反映出人们对明君和盛世的期待!即便如此。这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

    在李世民的率先垂范下,官员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他前后任用的20多位宰相,个个都是正人君子与清正廉洁的表率。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惩戒贪污,而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

    明朝的朱元璋对贪污的处罚最为严酷,贪官一律处以剥皮的酷刑,但明朝的贪官之多却属史上罕见。

    当代台湾学者柏杨先生在《柏杨曰》一书中,将李世民统治时期称为“无冤狱的时代”。并提出“要想了解一个国家,看它的监狱。要想了解一个国家的政治。看他的司法。”李世民强调,法制的初衷不是防范和压制人民,而是除暴安良和对于官员营私舞弊者的打击。他任用最为公正清廉的大臣戴胄为最高法院副院长(大理少卿)。戴胄先后多次冒犯李世民的威严。纠正他在处理司法案件时的感情用事,李世民都最终接受。所以当时,天下没有冤狱,或者说冤狱很少。戴胄公正如包拯,但比包拯位高权重,所以他对贞观时期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司法建设都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政治开明,社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百姓心中就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这一时期的犯罪率才会急剧下降。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

    李世民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注意轻徭薄赋。即使不得不征发徭役时都会尽量避开农忙时节。他还崇尚节俭,曾经下令免去各地进贡奇珍异宝的义务。这既减轻了百姓负担。又防止了地方官借机敲诈,从而使农业及民生得以不断发展,使人民衣食无忧、安居乐业。

    唐初关中连年灾荒,李世民多次开仓赈济灾民,还准许老百姓去别的州县讨饭吃。而在小农经济的时代,政府一般是不允许农民自由迁徙的。否则你跑了,政府找谁征税、征兵去?李世民一改杨广父子的抠门做法,用的粮食里就有隋朝遗留的。他还拿出自己府库里的金银和布匹,帮助灾民赎回自己的儿女,使灾民得以平安度过荒年,而没有发生“恶性*”。终于使唐朝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局面,并逐步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

    李世民个人文化素质很高,也清醒地认识到了文化教育对于国家民族发展的重要性。所以,他大力奖励学术,组织文人士大夫孔颖达等人修定《五经正义》。在长安设国子监,聘请知名的儒家学者出任学官进行管理和授课。还鼓励周边各民族、各国(新罗、日本等)首领把子弟送来留学,学习先进的汉族文化。国子监的学生多的时候达到上万人,极为壮观。他设立弘文馆,征集图书2万多卷。同时,重建地方州县学校,卓有成效。李世民是古代帝王中,重视教育的典型代表。“物阜民丰,斯文鼎盛”的大唐。不是单纯物质、国富兵强的简单堆砌,更重要的是文化的繁荣和积淀。

    其四,民族关系:

    李世民时代多次对外用兵。先后平定突厥、薜延陀、回纥、高昌、焉耆、龟兹、吐谷浑等,联姻吐蕃。加上他能维护外族风俗。并建立都护府制度,“天可汗”李世民已然成为当时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最高象征。

    其五,对外关系:

    李世民时代,对外交通及贸易得以加强。对外战争取得连绵的胜利,连续百余年保持连续不断的进攻态势。唐朝声威远播,万邦来朝,李世民实际上已经成为当时东方世界的国际盟主,唐王朝的国际威望也达到了顶峰。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强大。越敢开放;越是开放,就越强大。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汉、唐、元等时期,正是以这样的政策和气度,成就了数百年的辉煌。

    而后的明清以海禁和闭关锁国自我束缚,逐渐走向没落。唐朝就是空前开放的朝代,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其地位比今天的美国纽约要高。

    李世民对外国人入境并没有太严格的限制,但是对中国人出境管理较严,因为实在没什么必要出国。他不担心中国人出去后忘本忘祖,更不担心外国人进来后喧宾夺主。大唐的国民素质是如此之高。对外国侨民既不歧视也不奉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拿来主义”,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国民气度和王者风范。

    外国人在中国可以享有“国民待遇”。不但可以发财致富,还可以通婚定居、从政当官。来自阿拉伯帝国和日本的侨民就有不少在中国担任官职的,有的还做了部级高官。

    所以,那时的大唐,是世界各国使者、商人、学生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大唐,来这里发挥自己的专长,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在看到唐帝国的高度繁荣和文明之后,自己的国家在他们心中和没有开化的“原始森林”差不多。于是很多人就不愿意再回国,千方百计地要留下。据记载。当时就有70多个国家的使者,长期在华居住。

    生为唐人是一种自豪!君不见:《西游记》里。唐僧只要一说“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别人马上都会刮目相看、肃然起敬、待如上宾?所以,这句话内涵极其丰富,经常会收到奇效。一张慈眉善目的脸,一颗虔诚的礼佛之心,一个“贞观之治”下上国的雄厚国力和文化底蕴都成了他的支撑。唐僧走到哪儿都说,快成他的一句口头禅了和一张通行证了!

    下面是一则,关于“贞观之治”引用率最高的一则史料:

    唐朝史学家吴兢的《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年间)“官员大多清廉谨慎。王公贵族和豪强地主们都畏惧法律的威严而收敛,不敢欺负老百姓。商人在野外宿营,都没有盗贼骚扰。监狱里经常空着,遍地是牛羊,外出都不用关门。

    连年丰收,一斗米(合40斤)才三四个铜钱。旅行的人从长安走到岭南,从上东走到海边去都不用带粮食,可以在路边买到。……这种情况是自古以来都没有过的。”

    总之,李世民用了23年时间几乎建立了一个千百年来大家梦寐以求的“开放社会”“和谐社会”“理想社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内外安宁、秩序井然、民族和睦、万国来朝,各项事业均兴旺发达。李世民究竟是如何把这个庞大帝国治理如此井井有条、欣欣向荣呢?让我们听听他自己是怎么说的。

    在一次翠微宫(唐朝皇家著名四大行宫之一,在今西安市长安区)的君臣座谈中,李世民在对大家总结他的成功秘诀时谈道,他之所以做了很多古代帝王都做不到的事情,主要原因有5条:

    古代很多帝王都妒忌别人的才干,而他发现别人的长处比发现自己的长处还高兴。

    每个人的行为和能力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他总是注意欣赏别人的长处。

    领导者往往对所谓“贤才”视如珍宝,对于所谓“劣才”弃之如敝屣。而他会敬重“贤才”、怜惜“劣才”,使优劣之人都能得到合适于自己的位置。为了制衡过于正直的“清流”官员,李世民也会任用一些有能力但品行不是很端正的官员。说白点儿,皇帝需要“坏人”来平衡朝局。

    很多帝王都很厌恶直言进谏的人,甚至会动杀机。而他的任期内政治的官员如鱼得水,没有一个人因此而被解聘或杀害。

    古代帝王都是大汉族主义,轻视少数民族,只有他对所有民族一视同仁。

    这些话说的并不谦虚,要是换成李世民之外其他任何一个人,我们听起来都一定认为他很狂妄。但出自李世民之口,却是那么的合情合理,而且都是肺腑之言。让后来的帝王们听了后,只会感到有道理,但是学又学不会。

    李世民对自己和事业都极其了解,这就是识人之才、用人之道和治国之道。在他手中种种纷繁复杂的国家大事、人际关系,都处理得非常妥当,真正做到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

    贞观之治是李世民为大唐涂下的浓墨重彩,是长达2315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精华时期和黄金时期。而承载它的最重要的舞台,就是——长安。(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