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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李昭德正值春风得意之际。自挫败武承嗣挑起的立储风波之后，李昭德深得武皇信任。
他强干为臣，机巧莅事，凡所制置，动有规模，一展大国宰相之风采；他杀死侯思止，法办王庆之，挫败来俊臣，一扫朝廷巧媚逢迎、谗言相告之风，朝廷因此朋党逐渐衰败，阿谀奸邪日益屏退。
其实，李昭德原本是一个敢于做事也善于做事之人。那泾渭分明、敢于直言的性格颇似其父李乾佑。
贞观初，有鄃县令裴仁轨私自使用门夫，太宗欲斩之。乾佑奏曰：“法令者，陛下制之于上，天下遵守于下，为天下共有，非陛下独有。仁轨犯轻罪而致极刑，是有乖缪之嫌。刑罚不中，则人无所措手足。臣身为宪司，不敢奉制。”
太宗善解其意，免裴仁轨死罪。李乾佑迁侍御史，后历任长安令、治书御史，皆有能名，被提拔为御史大夫。
受其父影响，李昭德生性桀骜好强。长寿中，他负责改造洛阳城，在疏通道路，改善交通，便利百姓等诸多方面均有建树，一些前人不能解决的难题在他手上得到了解决，因而深得朝廷赞赏，也为洛阳百姓所称道。他耿介不阿，容不得朝廷上下媚俗之风。
一天，有人拿来一块白色石头，中间3，还有一道红色花纹，送到皇宫，向武皇献瑞。
李昭德不顾武皇情面，当众追问献石者：“这块石头有什么特别之处，你也敢拿来献瑞？”
那人回答：“此石与它石不同。中间有赤心，故而呈上。”李昭德大怒：“这块石头有赤心。其它石头都要造反吗？”说得左右大臣哄堂大笑。
不久，襄州有个叫胡庆的人抓到一只乌龟。便在龟皮上写上“天子万万年”字样，献到阙下。
李昭德一见就知道荒唐。他取过刀来，在龟皮上一刮，字就全掉了。李昭德把刀一拍，要治胡庆的罪，吓得胡庆逃之夭夭。
武皇对李昭德刚正不阿、敢于担当的干练作风自然满意。武皇历来看重有智慧会干事有作为的人，对他们的桀骜之气一向都比较宽容。
一连串的成功和不菲的成就，加上武皇的信赖，使李昭德充满自信；而张扬的个性。豪无顾忌的作为，又把这种自信表现得淋漓尽致。
殊不知，他所对付的两个强大的劲敌，一个是以武承嗣为代表的武氏家族，一个是以来俊臣为首的酷吏，而操纵和权衡两者之上的恰恰是武皇，
换言之，包括李昭德在内，他们的所有行为从一开始就受制于武皇。其生死存亡的决定权也都掌握在武皇手里。
武承嗣受立储风波的影响被贬，一直对李昭德怀恨在心。他们一伙窥视着李昭德的一举一动，随时企图通过武皇之手置李昭德于死地。
而酷吏来俊臣他们的所作所为，一向都是李昭德所鄙视的。对他们的胡作非为更是水火不能相容，其明争暗斗历来已久。李昭德利用自己的强干机巧，不断地打消来俊臣他们嚣张的气焰。
来俊臣他们对于李昭德自然也是虎视眈眈。恨不得一夜之间使他成为他们的刀下客。
武皇显然默许了他们的明争暗斗，巧妙地施展她对群臣的驾驭之术。饶有分寸地把握着事态的平衡。当武承嗣在武皇面前状告李昭德的时候，武皇反唇相讥：“我任昭德。每获高卧，代我劳苦，非汝所及也。”
慑于武皇的神威，武承嗣不敢造次。李昭德果断行事、大刀阔斧处理朝政，从不迁就任何人任何事，很多时候，甚至不会顾忌武皇的情面和感受。
武皇并没有制止李昭德的行为，相反，在很多场合或者对许多重大事情她是在鼓励甚至怂恿着李昭德，有时候，她还会用四两拨千斤的手法为李昭德阻挡一些来自各个方面的非议和攻击。
她用不着限定李昭德哪些能说能做，哪些不能说不能做，那不是明君所为。
她需要李昭德为朝廷服务，更需要李昭德来牵制各方，需要在动态中收放自如地维护朝廷各方面的平衡和稳定，又在动态中掌握主动。
她知道这种平衡是暂时的，迟早总会被打破。至于什么时候会打破，那就要看事态的发展，武皇只能静观其变。
就在李昭德同武承嗣和来俊臣他们的争斗处于胶合状态的时候，他的精明强干和专权用事的作风，加上他“道乏弘持，器难苞贮，纯刚是失，卷智不全”，
也引起了其他朝臣的嫉妒和不满。前鲁王府功曹参军丘愔上疏列李昭德罪状，他以“百王之失，皆由权归于下”为定论，认为“宰臣持政，常以势盛为殃。”
并以历史上威震人主的功臣因专权而造成的祸害示武皇引以为戒。
又赞颂武皇：“陛下创业兴王，拨乱英主，总权收柄，司契握图。天授已前，万机独断，发命皆中，举事无遗，公卿百僚，具职而已。”转而用惋惜的口吻责怪武皇“自长寿已来，厌怠细政，委任昭德，使掌机权。”
为了消除武皇对李昭德的信任，他首先断定李昭德“干济小才，不堪军国大用。”
进而抨击李昭德“性好凌轹，气负刚强，盲聋下人，刍狗同列，刻薄庆赏，矫枉宪章，国家所赖者微，所妨者大。”致使“天下杜口，莫敢一言，声威翕赫，日已炽盛。”
对武皇迁就李昭德十分在意，“诸处奏事，陛下已依，昭德请不依，陛下便不依。如此改张，不可胜数。”明确指出，朝廷有品位的官吏，大多为李昭德的亲信，劝告武皇“勿谓昭德小心。是我手臂。
臣观其胆，乃大于身。鼻息所冲，上拂云汉。”对这样的人。不能委以重任，“夫小家治生，有千百之资，将以托人，尚忧失授。况兼天下之重，而可轻忽委任者乎！”
如今，李昭德“作福专威，横绝朝野，爱憎与夺。旁若无人。”如果“陛下恩遇至深，蔽过甚厚”，须知，“权重一去，收之极难。”
依仗武皇对李昭德的信任，朝臣未敢轻易对李昭德提出非议，现在既有丘愔上疏，那些对李昭德心怀不满的人也就及时跟进，很快就有长上果毅邓注又著《硕论》数千言。备述李昭德专权之状，凤阁舍人逢弘敏立急上奏他的论著。
丘愔的上疏，加上邓注的《硕论》，使武皇顿感事态严重。令武皇没有想到的是。她在重用李昭德的同时，一些人也在窥视李昭德的一举一动，并在内心暗含着对她的不满。
他们对李昭德的指控。信誓旦旦，言之凿凿。由不得武皇不对李昭德做出慎重思考。
正如丘愔所言，李昭德所干的许多事情都是在她的默许和庇护下进行的。这其中也包括在他的强势面前对他的种种迁就和容忍。
其实，对他的那种信任，完全是为了促成他干成事；没有李昭德的强势，就没李昭德今天的成功，同样，没有她的信任和支持，李昭德纵有天大本事，也将无能为力。
但是，信任和使用一个强势的大臣，无形之中也在培育和扩大他的势力，助长他旁若无人、专权用事的作风。如此而来，以天下之重，委于一人，也确实存在着“权重一去，收之极难”的风险。
尽管这种风险并没有像丘愔所言那般严重，她也从未以天下之重委于一人，与之相反，她对于任何一个大臣包括身边亲信的使用，都保持充分的距离和冷静的观察，
从来都不会在信任中放松防范于未然的警惕。现在，既然有朝臣对李昭德提出非议，那么，也正是根除李昭德专权用事以遗留后患的最佳时机，达到一举两得的效果。
于是，武皇断然撇开与李昭德并这帮朝臣之间的周旋，直接谓纳言姚璹曰：“昭德身为内史，备荷殊荣，诚如所言，实负于国。”
这就等于支持了进谏者，又将她以往对李昭德的信任进行了否定，使李昭德失去了赖以在朝廷生存的空间。
延载初，李昭德左迁钦州南宾尉，几天之后，又下令免去死罪发配流放。之后虽又被召回拜监察御史，但已在劫难逃。
对李昭德虎视眈眈的来俊臣，认为打击李昭德的时机已经成熟，哪里容得李昭德有丝毫喘息的机会，于是，便趁火打劫，诬陷李昭德有反谋，李昭德因此被下狱；又因来俊臣结恨甚多，触犯众怒，亦被下狱。
如此而来，敌对双方在没有分清胜负的情况下同时被解除武装，失去了争夺胜负的任何机会，等待他们的将是没有辩解、没有胜负的最后宣判，与他们本身的是非过节毫不相干。
李昭德入狱，来自来俊臣的诬陷，而造成李昭德下台并走上绝路，始作俑者却是那些向皇帝进谏者及其附和者！他们虽然像李昭德一样痛恨来俊臣这样一帮酷吏，也知道来俊臣是以谋反罪在陷害李昭德，
然而，他们弹劾李昭德，看到李昭德这种结局，又会做何感想呢！武皇不会去纠缠这些细枝末叶，也绝不会容许李昭德、来俊臣做任何是非曲直的辩解。
裁定是非曲直的只有武皇，而他们的功过是非武皇心里早有一杆称，完全用不着他们去辩解。她所要做的，就是如何处置这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人。
她知道，来俊臣早晚会有这一天，像其他酷吏一样，他的恶行已为天下所不容，如不从严处置，势必引起公愤，祸及整个朝廷。
而李昭德就不一样了，他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大臣，他的全部作为包括他对朝廷对天下所做出的贡献，在整个朝廷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抛开武承嗣、来俊臣对他由来已久的仇恨不说，虽然也有像进谏者那样的反对者，
但同情和拥护他的毕竟是多数。不然朝廷也不会出现大多为李昭德的亲信那样的局面。
她不相信李昭德会谋反，那是来俊臣诬陷大臣的一贯伎俩。但李昭德的专权却是不可否定的事实。
同时，她也容不得李昭德在朝廷有那么多亲信。朋党的危害同样是危险的。
事情未经进谏者点破则以，一旦点破了，武皇不能不高度警惕，也不能不使她权衡利弊，重新做出选择。
宰相专权历朝历代都是忌讳的,在武皇这里也不例外。还在太宗时期，身为皇亲贵戚的长孙无忌就因权宠过盛而被朝臣秘密上表。
太宗先是将那秘密呈送上来的表与长孙无忌过目，然后将表公之于朝臣。
表面上太宗对长孙无忌抚慰有加，好像是要通过这件事表明他对长孙无忌充分信任的态度，拉近君臣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在不经意间向长孙无忌发出警告，最低也是在告诫和提醒长孙无忌不得擅权。
警觉的长孙无忌还有其妹文德皇后，以盈满为戒，主动向太宗提出了辞去机要职务的要求，得到太宗的批准，不久，解除了尚书右仆射的职务。
贞观十一年，太宗还曾下诏与包括长孙无忌在内有房玄龄、杜如晦、李靖等十四位功臣，世袭刺史。企图让他们离开朝廷，世代治理外州。后由于长孙无忌等以外放等于流放为由不愿接受而作罢。
高宗时期，长孙无忌以国舅的身份辅佐皇帝，由于拥帝有功。被高宗委以重用。
居功自傲的长孙无忌，在小辈面前，再也不像太宗时期那般谨慎。由此招来高宗及武后的强烈不满。
为了摆脱国舅对皇权的掣肘，他们不以皇家贵戚为念。在关键的时候，借故除去了长孙无忌的官爵。流放黔州，一举打破了大臣专权的局面。
如今，李昭德虽不能与长孙无忌同日而语，但专权的性质却没有根本的区别。
武皇可以给予李昭德更多的信任和容忍，也可以为他施展才华提供更多的机会，创造更多的条件，但决不能放任宰相专权故伎重演，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断送武周王朝锦绣前程。
正是这种潜在的忧虑，使她借丘愔及邓注之言，断言李昭德的所作所为“实负于国”。
有了这个定论，那么，不管李昭德功劳有多大，贡献有多广，都必须受到制裁。在核心利益面前，任何个人的是非曲直都显得苍白无力。
李昭德有恃无恐的行为已经成为各方利益冲突的焦点，他的存在只会加剧这种冲突，给朝廷造成很大的危害。
武皇重用李昭德，原本就是为了利用他来制衡武氏子弟并来俊臣一班酷吏，现在，这种作用已基本达到，即使是一位英雄，也已无用武之地。
于是，武皇经过多方权衡，最终做出了将李昭德、来俊臣同日而诛的抉择。没有个人的申辩，
没有是非曲直的评判，完全是一种出乎朝臣出乎公众意料的判决。这对洛阳市民更是造成巨大的心理冲击，在他们看来，来俊臣的死是罪有应得，
死有余辜，而李昭德的死，则令人同情和惋惜，他们没有忘记李昭德为洛阳市民所做的好事。
也就是在那个暴雨倾盆的下午，他们用泾渭分明的行动宣泄了他们的情绪。
受到震撼的也包括武皇自己，她清楚地知道，这本身就是一种残酷的选择，没有天下人所认定的公正，也远远超出了个人的恩怨情仇。
处理完条几上的各类奏章，已是夜深人静之时，武皇仍处于亢奋状态。侍立在旁的上官婉儿根据以往的经验，很快察觉皇上有同自己商讨朝政的意念，于是试探着轻声问道：“陛下还有何事需要吩咐婉儿？”
武皇毫无倦意，顺着批阅奏章时的思路微笑着道：“你所办理的各类奏章泾渭分明，用词精确，言简意赅，尽合朕意。
看来婉儿成了朕肚里的蛔虫了啊！”上官婉儿得到武皇的赞扬，并没有感到惊讶，自己所草拟的诏书或处理的文诰奏章武皇历来都是满意的，虽没有过多夸奖，但每次都可以从武皇那得出肯定和认可的脸上看出。
经历多了，也就习以为常，故面带几分羞色，非常轻松地回答道：“陛下过奖了。
奴婢以陛下为师，深得陛下谆谆教诲，一切呈陛下旨意，想陛下之所想，言陛下之所言，能得陛下满意，乃奴婢之荣幸。”武皇听了大为高兴。
婉儿所言虽有些夸奖，但也是实情，联想到自己年轻时在先帝太宗身边的往事，说道：“是啊，朕像你这个年龄时有幸在先帝太宗身边服侍过十几年，目睹先帝所作所为，得益匪浅，
以至于朕自当政以来就不时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同先帝相比较，总觉得先帝那里有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东西啊！”婉儿深有同感，多少年过去了，
太宗的文治武功，贞观年间所创造的辉煌，一直是武皇梦寐以求的，因而顺着武皇的话题道：“奴婢常听人说先帝敢做敢为，成就天下大事。
陛下承先帝之遗业，得先帝之真谛，以非凡之举，创千秋伟业，天下景仰！”“天下景仰？”
武皇听后哈哈大笑道，“婉儿你要知道，朕评判天下，然而天下也在评判朕啊！朕从来就不想尽善尽美，让天下都满意，朕只做自己所要做的！”
稍作平静之后，武皇谈兴未尽，就把自己在太宗先帝身边所见所闻连同自己的感受，细说了一番，转而又谈到朝廷上的一些事情，时而慷慨陈词，时而慢条斯理，心情完全随着所谈事情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作为自己的贴身知己，武皇可以在婉儿面前无话不谈，甚至在大臣面前也不便言的沉重话题在婉儿这里可以轻松自如地交换意见，听取婉儿的见解。
只有在这时，在这个才貌出众的婉儿面前才可以脱去威严的外衣，袒露一颗平凡之心。
婉儿不便插言，只能随着她的思绪和言谈，做洗耳恭听状，面上的表情也随着武皇的变化而变化。
上官婉儿这个从十四岁开始就一直帮助武皇掌管宫中诏命文诰的侍女，在武皇身边已有十几年了，超群的智慧，出奇的才能和善解人意的心境使她成为武皇处理朝政的得力助手。
然而，连武皇自己有时都不敢相信，这个有着杀父之仇、与自己不共戴天的女人，怎么会成为自己的亲信(未完待续。。)